中产阶级陷阱
中产阶级是一个 社会 最理想，也是最期待的组成部分。 这个层次的人历经奋斗，知道财富得来不易；又有所结余，知道拼搏的价值。 相对于终日忙碌，被迫陷入谋生节奏的无产者，中产不但保持着向上的进取心，而且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来考虑创新和事关未来的事情。 相对于以剥削为主，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中产则保持着创新的活力，对世界进行着增量贡献。 所以，中产阶级是良性 社会 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纺锤型则是执政者的理想 社会 结构目标。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尽管良性的 社会 结构是纺锤型，但 社会 却未必会自动向那个方向演化。 社会 内在的演化方向是分化——两极分化。 事实上，纺锤型 社会 结构出现的前提是增量经济。 而增量经济的前提是 科技 创新。 战后在以计算机为主的第三次 科技 革命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为主的第四次 科技 革命的带动下，发达国家经历了 历史 罕见的长期发展， 社会 结构也随之呈现纺锤型。 这段时期不断地被人以“黄金时代”等各种耀眼的名称所铭记，但它归根结底，是因为 科技 革命的红利而推动起来的。 只有在可观增量的前提下，劳资矛盾才会降低。因为资本需要拿出足够的利益才能赎买劳动者，来帮助他们更快更远地跑马圈地。 但在 科技 红利逐渐消失、在存量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资本要想维护其利润诉求，就需要对其他经济主体进行更深刻的倾轧和剥削。 这种利益竞争甚至不分敌我，起先是割韭菜，后来是割中产，再后来是大鱼吃小鱼。 那么，什么时候是存量经济时代？ 答：现在就是。 所以，在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不断走低，另一方面却是资本市场的红红火火。这一派繁盛景象，完全没有经济晴雨表的一丝表现。 随着资本市场一系列炫目动作的进行，一方面是劳动者被迫陷入996、007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则是超级寡头逐渐成型。 而在现实经济 社会 中，一方面是就业压力、生活压力和传统领域的百业凋敝，另一方面则是话语权不断向资本帝国强势集中。 所以，尽管纺锤型是理想的 社会 结构，但竞争型 社会 的内在演化方向却是金字塔般的两极分化。 这是规律。 显然，执政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不断以改革和政策手段进行纠偏。 这些年国际国内都把反垄断拿进日程，这不光是巧合，不光是反腐败等具体原因使然，它反映出大家在经济中都开始面临着同样挑战。 但规律毕竟是规律，你可以调整或者缓解，但无法消灭或者转向。 所以，在存量经济时代， 社会 结构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向两极分化方向驶去。 于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趋势已经判断出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保全自身？ 这就是“普罗大众抵御系统性风险”一文想讨论的内容。 额外说一句，这篇文章虽然以中产为题，但它也适用于无产者。因为在两极分化的结构里只有两极：寡头和打工人。 好了，咱们回来继续。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不能挑战规律，你只能并且也必须要运用规律。 你面对的规律有： 存量经济下的两极分化趋势。 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超发。 中美对抗。 …… 两极分化，意味着投资者站队比单干好，体现在股市上就是买指数优于买个股（具体参见“指数是普罗大众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最好选择”）。 货币超发，意味着买资产比持有现金好。 从中美对抗的态势来看，重仓中国比看空中国好。 但是你再看看我们的习惯性操作： 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人的绝大部分资金，仍然是执着在靠自己的决策来选股投资； 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人在面对疫情以及当下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在以谨慎为由而主动持有现金； 是不是有相当多的有产者，仍然在琢磨出国移民和留学（顶级学府除外）的事情；甚至，因为对中美贸易战、 科技 战、金融战乃至热战的悲观预期，而逃离中国。 这些都是大家的习以为常的认知，都是习惯；是深植大脑深处的习惯性认知在主宰着你的行动。 所以，导致中产阶级焦虑和损失的，不光是巨变的外部环境，还有自己的认知僵化和知行分离。 时代变了，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现在是转型转轨的关键时期，再抱着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普涨成果是不现实的。 而在中美对抗中，美国虽然实力强大，但中国的后发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所以你要想保护自己，就需要仔细审视。在复杂交织的规律中，分辨出谁是底层支配性规律，谁是浅层的次要规律。 然后认知要变，行动更要变，即使成本很高也得变。 当然，这里充其量可以解决你认知的问题，行动还得靠自己。 不过知行合一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么。 一个番外咱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读正文：指数是普罗大众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最好选择。 所谓信息流，一言以蔽之就是“信息投喂”，即用机器的判断来代替你的判断，为你提供量身定制的“客观”信息。信息投喂是信息茧房的主要成因。 为此，建议读者朋友 把本号加星标 ，以缓释机器对人的诱导。
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包括哪些?
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包括以下内容。 1、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兽等）尤为普遍。 2、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3、金融体系脆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4、劳动力转移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5、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原来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包括哪些?
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包括： 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 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三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方的"浅度城市化"。 四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 五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 六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